裴周玉回忆刘志丹牺牲全过程

中红网北京2013年1月25日电(江山)近几年笔者在采访红色旅游中,曾几次听到有人议论刘志丹是怎样牺牲的。由于真相不明,还引出了许多猜测,如有的说,“子弹是从刘子丹背后打来的,他死于自己人之手”;甚至有人信口开河地说什么,“毛主席为了排除异已,排人暗杀了刘志丹。”

为什么人们要议论刘志丹?显然他太重要了,因为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与陕北革命领袖之一。特别是,当年毛主席、党中央率领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,最后落脚陕北,就是因为从当时一张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“陕北有支共产党刘志丹领导的红军”这条消息,才决定到陕北的。从此,中国革命掀开了新的一页。如若不然,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得重写。

那么,真相到底如何呢?几年来笔者一直苦苦寻找、多处打听,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

新年元旦刚过,笔者随着几位革命后代来到百岁老红军、开国老将军裴周玉家采访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裴周玉竟是当年刘志丹烈士牺牲时一直战斗在身边的老红军战士,而且亲身经历了全过程。他和他夫人姚盼成向记者谈了当时的情况,而且拿出了一本2011年出版的裴周玉回忆录《开国将军裴周玉百年足迹》书来,其中《第五章  与刘志丹并肩战斗》就专门讲到了这一过程,终于让刘志丹牺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!

裴周玉老将军虽已百岁,可耳不聋、眼不花,思维清晰,记忆尚健。谈起当年的往事,历历如在眼前。

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找裴周玉谈话,让他到刘志丹部队工作

裴周玉将军说:

“长征中,我随三军团行动。到达哈达铺后,我突然高烧39度以上,可白天还要行军。有一天下午,当在山坡上行走时,我连人带马跌到约有十几米深的悬崖下,顿时失去了知觉。三军团保卫局总收容队的战友们发现了我,把我救了上来。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难行军,到达陕北吴起镇。随后,我被送进永坪医院治疗。”

“永坪是一个有100余户人家的小镇,住的都是窑洞。住进水坪医院后我这个南方人,头一次见到这样整齐、宽敞与冬暖夏凉的窑洞。我住的是一个石窑洞,内有一个能睡6-8人的大土炕,炕下能烧火。医务人员非常热情、负责,待病人态度很好,伙食也不错。特别是陕北农村中都不吃猪下水之类的东西,鸡也不吃,而我们这些南方伤病员却很喜欢吃,价格也很便宜,一付猪肝与猪蹄子只要几毛钱,这些东西对我们医院改善伙食帮了大忙。

“人院后,医院想尽各种办法给我治疗腰伤。我因腰椎骨被摔断,不能直立行走,医生除让我吃中药丸外,还给我按摩,并让我自己锻炼。我每天由护士扶着在外行走,半个月后,我就能拄着拐杖自己行走了,腰也能伸直了。一个半月后,就完全恢复了健康。

“1935年12月,为充实红二十八军的干部,西北局派人到永坪医院选调病愈干部,我是被选中的一员。当我到西北保卫局报到时,王首道局长热情接待了我,并命令我到陕北刘志丹领导的二十八军任军特派员(相当于司令部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之职)。在西北保卫局住了几天后,王局长亲自将盖有大红印的委任状交给我,委任状是这样写的:

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政治保卫局

委任令No.22

兹委任裴周玉同志为西北政治保卫局红军第二十八军特派员。

此令

局长王首道

1935年12月

“第二天,我又接到通知,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要找我们谈话。在招待所等待的除我外,还有二十八军的参谋长唐延杰,团政委陈仿仁。我们能有机会直接见到周副主席,内心是多么喜悦啊!过去我们虽然聆听过他的几次演讲,但直接谈话还是头一次。我们既高兴而又心情紧张地等待他的到来。当我们几个人走进周副主席办公室时,他亲切地同我们一一握手,并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经历。而后,他从全国形势谈到红军的发展,再向我们阐述派去红二十八军的重要任务是去做好团结工作。他说:陕北苏区主要是红二十八军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的,我们没有这块苏区作后方,困难就大得多。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外人或‘土包子’,更不能排除土生土长的干部。要尊重刘志丹军长及所有干部战士,要当小学生,不能指手划脚。我们是客人,客人就一定要尊重主人,不能喧宾夺主。

“周副主席这次谈话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,我们派到二十八军工作的干部都严格遵照他的指示,认真地工作,妥善处理上下级与干部之间的关系。而刘志丹军长对中央派去的干部都非常尊重与信任,我们相互之间与上下级之间,团结工作都做得很好。

“周副主席当时同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,最后他询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时,我说,我从医院刚出来,缺马匹、枪支。他立即从运输队抽调一匹花骡子给我作坐骑,还要王首道局长从保卫队中抽调一支手枪给我,使我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。”

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,在进军途中相机消灭了一股敌军

裴周玉将军说:

“红二十八军是1935年11月由陕北地方武装整编组建的,共有3个步兵团,每团5个连,共约2000余人,军长刘志丹是陕北革命创始人与陕北革命领袖之一。这支部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,是我军的一支主力军。我到部队一个多月以后,红二十八军奉命由安塞出发北上,拟从佳县以北渡过黄河,进人晋西北地区,配合南路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。在巡检寺接到军委命令,要红二十八军向神(木)府(谷)苏区挺进,打通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的联系。我随红二十八军于3月20日从巡检寺出发,经过两天行程到达佳县的花石崖宿营。3月23日由花石崖前进,准备奇袭高家堡之敌。为此,需要通过百余里的白色区域与碉堡林立的封锁线。

“这一天,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。正当中午时,我们爬上了一个三四百米高,十来里长的山梁。在梁顶上举目远望,蜿蜒曲折,重重叠叠,光秃秃的黄土山梁,像条黄色飘带,一望无际。大家高兴地天南海北侃侃而谈。突然,传来‘停止前进!’的命令,大家的话音戛然而止。原来,刘志丹军长骑在马上向四处辽望时,突然发现左侧的山沟里有一股敌军,正同红二十八军并肩同向前进。虽然还不知道敌人的数量和意图,但他果断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,并立即派参谋前去通知已爬过山梁的前卫第一团准备战斗。

“刘军长继续观察敌人的具体行动,从数量、武器多少,数到毛驴几头,最后他轻松地说:‘山涧里的敌人是运送粮食的,只有一个排,是蒋介石给咱们送来的慰劳品。’随后他对唐参谋长说:‘就组织机关同志去歼灭这股敌人吧。’刘军长对大家说:‘这股敌人只有35人,19头毛驴,既无后续部队,又无战斗准备。地形条件对我们非常有利。只要从山梁上冲下去,就可以迅速歼灭这些瓮中之鳖。我相信机关的同志一定能完成任务!’他的话音未落,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:‘保证完成战斗任务。’经过挑选批准60人组成突击队,并指定军部杨参谋担任突击队长,我担任指导员,还挑选了10余人组成骑兵班。

“这时,刘军长还是照样在山头上观察敌人动静,亲眼看到有的敌人解开了棉衣扣子,歪戴着军帽,有的斜背着步枪一拐一拐地赶着毛驴。刘军长看到这些情景,左手拍着我的肩膀,右手指着敌人,高兴地说:‘特派员,你看这些狗熊的狼狈相,哪有什么战斗力呢?你去告诉参谋长马上准备战斗,不要让敌人爬上前边的北山梁。”而后,刘军长带着我和杨参谋及骑兵班长到左侧山梁,用手指着说:“突击队分成两队,一路从敌人右侧这条山沟冲下去堵住敌人的后路,一路从那条山沟冲下去拦腰把敌人截成两节后,分割歼灭它。骑兵班要快马加鞭,从山梁上的右侧,隐蔽地赶到敌人将要爬上的那条山沟小路的前头,埋伏在山腰上等候突击队赶到后,同时发起冲锋,一举歼灭之。’

“当似猛虎一样的红军战士冲到了敌人跟前,用手枪与刺刀对准敌人的胸膛高喊:‘缴枪不杀’时,这些未发一粒子弹的敌人马上屈膝跪下,两手举枪乖乖地向红军投降缴械了。这次战斗从发现敌情到结束战斗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,俘敌35人,缴获步枪19支、冲锋枪3支、手枪2支、轻机枪1挺、毛驴19头、粮食3000余斤,还解救了13个运粮的群众,而我军只消耗了几十发子弹,没有任何伤亡。

“战斗结束后,刘军长看到缴获的战利品,高兴地说:‘机关的同志学会三套本领(即会工作,会打仗,会自理生活),什么时候都能用得上,你们有成绩啊!’”

刘志丹率部在罗峪口西南的河西打响渡河战斗,顺利渡过黄河

裴周玉将军说:

“红二十八军进人贺家川一带后,进行强渡黄河的准备工作。我陪同刘志丹等军首长一道,有时跑到部队了解和检查渡河的准备工作,有时去村里找群众研究水情和船只的情况。一天,我陪刘志丹和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交谈。老大爷说:‘渡河有三不过,春汛(凌汛)不过;夏天特大水情不过;刮黄风不过。现在春汛眼看就要到了,上面河套里一解冻,房子大的冰块,顺着河水往下推,船一下水就会被撞坏。’

“‘那就抢在春汛之前过河。’刘志丹果断地说道。

“罗峪口是山西临县直通神木、榆林的一个重要渡口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阎锡山派一个小团的兵力凭着碉堡工事固守在此。红二十八军经过多次勘察,最后将渡口选定在罗峪口西南的河西上。那里山陡河窄,水流湍急,正是敌人最易疏忽的地方。

“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,渡河战斗打响了。部队从贺家川的窟野河向黄河前沿运动,一团一连担负突击连,首先登上两只木船,似尖刀一样迅猛地向对岸进发。当快要抵达对岸时,敌人发现了我军渡河意图,机枪、迫击炮仓惶地向我军射击。战士们奋力把船划到东岸,船还未靠岸,就一边以火力还击敌人,一边争先恐后地跳进寒冷刺骨的齐腰深的河水,涉水抢渡上岸。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夺战,一团一连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。接着一团主力迅速登岸,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人纵深阵地发起进攻,攻克了敌人的碉堡,并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扑,控制了渡口,掩护后续部队渡河。我随军部机关第三批登船,渡过了黄河天险。主力部队渡过黄河后,在罗峪口与敌展开了激战,全歼敌一个小团,俘虏400余人,解放了罗峪口并缴获大批粮食与物资分给当地群众。这是渡过黄河的第一次战斗,这次胜利得到总部的好评。

刘志丹遵照中央军委命令,率部进攻中阳的三交镇

裴周玉将军说:

“红二十八军渡过黄河在临县白文镇与徐海东、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。会师后在白文镇休息了几天后,红二十八军接到中央军委命令: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进逼汾阳,威胁太原,并打通山西前方与陕北之联系,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,特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,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,牵制和调动敌人。

“三交镇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,河西是陕北苏区的吴堡县境。该镇沿黄河东岸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,构筑有坚固工事与碉堡,并有一主力团和保安团固守。

“红二十八军4月13日刚到留誉村,刘志丹军长就不顾疲劳,爬上西山去观察三交镇方向的地形和情况。走在路上,他对我们说:‘咱们越向南走,离中央红军越近了,一定要打好这一仗,好向毛主席献礼。’为了打好这一仗,他几天几夜也没有好好睡觉。

“4月14日拂晓,红二十八军围攻三交镇的战斗开始了。战斗打响后,刘志丹听说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,便立即和宋任穷商议,让宋政委留在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。他要亲自到一团阵地去,便带着我和参谋、警卫员等几个人一起出发了。”

刘志丹有勇有谋,指挥战斗总是在阵地的最前沿

裴周玉将军说:

“我们来到一团前沿阵地,听取了黄光明团长,王再兴政委汇报敌人的情况与我军战斗态势后,同一团首长研究了战斗部署。这时已快中午了,刘志丹又提着望远镜,向阵地的最前沿走去。我们气喘吁吁地跟着往山上爬,一直爬到距敌不到百米的一个小山包上。这个长不到100米,宽不到30米的光秃秃的小山头,和敌人占领的山头相对峙,中间隔着一条小溪,小溪的西头和黄河汇合处的南边就是三交镇。我们所在的那个山头是敌人火力压制的重点之一,上面无任何工事和隐蔽物,我们只好爬在山头棱坎下观察敌情。从这个山头上看去,镇上房屋巷道都历历在目,敌人的来往活动隐隐可见,我方的战斗进展也都看得很清楚。

“刘志丹爬在山顶上,聚精会神,目不转睛地观察敌情,我和警卫员几次劝阻说:‘这样危险!’但刘志丹非常兴奋地说:‘小裴,你看这个山头不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所吗?’刘志丹把所观察的敌情与部队战斗进展的情况,让通讯员一一通知一团,并告诉他们应该采取的攻击手段与措施。而后,他坐在地上拿出小本子,把前线战斗情况给宋政委写了一封信,让通讯员跑步送回军指挥所去。通讯员临行时,刘志丹笑着嘱咐说:‘你告诉宋政委,过了中午,请他进三交镇去喝胜利酒。’

“正当部队打开通往三交镇道路的时候,敌人的一挺机枪,迎面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。刘志丹伏在山头上的一个棱坎后面,一手撑着地,一手拿着望远镜,观察了一会儿对我说:‘特派员,你看见了吗?机枪是从小庙旁边那个碉堡里打出来的,等会儿部队冲上去一定把它夺过来,带给陕北根据地人民做纪念。’我回答说:‘好,一定夺过来,敌人活不了几个钟头啦!’”

正在指挥战斗的刘志丹,胸部突然被敌人的机枪击中,裴周玉一把抱住了他

裴周玉将军说:

“刘志丹在前沿阵地上看到阵地情况,有的连队成排或几十个人向敌人一个碉堡发起冲锋,但都被敌人火力阻击而不能奏效,战士们的伤亡很大,他还看到黄团长亲自带领一个排向敌堡冲锋。于是,刘志丹把参谋叫到跟前,要他马上去转告一团,不能光凭勇敢蛮拼,要讲究战术,以最小的代价,夺取更大的胜利。参谋领受任务后,即刻向前飞跑而去。这时,山包上只剩下刘志丹、警卫员和我三个人了。

“我们迎风站在高处,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静,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展。突然,敌人的一挺机枪射来一梭子弹,正好射中刘志丹的胸部,他两手往胸前一抱,踉跄着要跌倒下去。我见此情景心里猛地一惊,赶快跑过去把他抱住,急忙喊道:‘警卫员,快去叫医生。’子弹是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去的,碰着了心脏,伤口处流血很少,他穿的土灰色棉军衣的左胸,只见有个枪弹打穿的洞孔。当时,他的面色变得蜡黄,呼吸极度微弱,昏迷过去。我急忙把刘志丹抱到山坡后边,找个隐蔽平坦的地方放下。

待了一会儿,他神志略微清醒,睁开了眼睛,环顾了一下四周,想用双手撑着身体坐起来,用劲抓住我的手,以极微弱的声音说:‘让宋政委……指挥部队,赶快消……灭敌人……。’只见他嘴唇动了几下,但再也听不见声音了。医生赶到时,刘志丹军长已完全停止了呼吸。”

刘志丹遗体由裴周玉护送到达三交镇,然后通过渡船被运回陕北

裴周玉将军说:

“根据宋任穷的指示,我负责护送刘志丹的遗体到达三交镇,民运科长刘国粱负责购买了几块木板,制作了一具简易棺材。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,我将刘志丹遗容上的泥土擦洗干净,整理了他随身穿戴的衣帽,才把遗体抬进棺材,钉好棺材盖,运抵黄河渡口。晚上12点,从河西来的渡船到达三交镇,我们将刘志丹遗体抬上渡船。几百红军指战员,最后向刘志丹告别,渡船悄悄地向黄河西岸苏区划去。

“黄河在咆哮,怒火在燃烧。大家怀着为军长报仇的满腔怒火,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,攻克了三交镇,为军长报了仇。

“5月2日,方面军首长下达西渡黄河命令。红一方面军东征,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。在山西历时75天的作战,歼敌7个团,俘敌4000余人,缴枪4000余支,扩大新兵8000余人,筹款300余万。”

“为纪念刘志丹烈士,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,并在城北建有刘志丹陵园,里面有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人的题词石刻。”

1972年,周总理与裴周玉又谈起了刘志丹

裴周玉将军说:

“1970年,我在北京与周总理一次闲谈中谈到瓦窑堡那次谈话时,总理还记忆犹新。当我们谈及刘志丹这位人民英雄创造陕北苏区的贡献与功勋时,总理说,战争时的枪炮没有眼睛,碰到谁头上也难避免,所以,我们牺牲了千百万好同志,他们是永垂不朽的。”

链接一:刘志丹人物简介

刘志丹,(1903~1936)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,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。原名刘景桂,字子丹。1903年10月4日诞生于陕西省保安县(今志丹县)金汤镇。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,曾任学生会主席,组织领导学生运动,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。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冬被选派到黄埔军校学习,入第4期炮兵科。1926年秋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,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、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教官。同年冬任国民联军第4路军马鸿逵部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,在该部建立军、师、团、营政治工作机关,开展新式练兵。
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。1928年初,被派往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3旅,任参谋主任。不久,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,培训赤卫队骨干。4月,参与领导了以新3旅为骨干力量的渭华起义,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。起义失败后,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,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、陕北特委军委书记。打入陕北、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,进行兵运工作,组织革命武装力量,曾先后任营长、团长、旅长等职。1931年10月,和谢子长等将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(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),先后任副总指挥、总指挥,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,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,开辟以照金、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。

1933年5月奉命随红26军2团南下渭南华县地区作战,失败后,率少数人奋勇作战突出重围,9月返回照金苏区,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。1933年11月成立红26军42师后,任42师参谋长,不久任师长,率部北上合水、庆阳,与陕甘边游击队、关中游击队、陕北游击队1支队互相配合,开展游击战争。

1934年2~4月九战九捷,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重大胜利,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“围剿”,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14个游击支(中)队,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。1934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,后兼军政干校校长。编写了《军事教育大纲》、《政治工作训令》等教材。

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,5月红26军和红27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,任总指挥。后率红26军、红27军主力,在陕北游击队配合下,以围点打援,出敌不意,各个击破等战法,经两个多月机动作战,攻克延长、延川、安定、安塞、保安、靖边6座县城,歼敌大量有生力量,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“围剿”,壮大了红军和游击队,在20余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,使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,西接环县,南至淳化、耀县,北接长城的广大地区,把陕北、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,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。8月,在陕北、陕甘苏区第三次反“围剿”中,指挥红军主力,集中兵力,在慕家塬、定仙墕地区首歼国民党军晋军1个团,迫使晋军撤回黄河东岸。9月,红26、27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,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,他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。10月与军团长徐海东指挥劳山战役。后在“左”倾路线统治时期的“肃反”中被逮捕,备受折磨,但他始终坚持原则。不久,中共中央到达陕北,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“肃反”的错误,刘志丹从而获释。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、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。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,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。在他的影响下,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,共同对敌。

1936年3月,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,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,挺进晋西北,迭克敌军。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,年仅33岁。

为纪念刘志丹烈士,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,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,有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人题词石刻。

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,追求真理,英勇善战,百折不挠,艰苦奋斗,忠心赤胆,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,被毛泽东同志誉为“群众领袖,民族英雄”。

链接二:裴周玉人物简介

裴周玉,(1913~)湖南省平江县人,1913年1月4日出生于平江县龙门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26年任乡儿童团团长。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,任龙门少年先锋队队长。1930年6月参加红五军。在中央苏区第一、二、三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英勇善战,身负重伤,立下战功,升任排长。1932年7月任红三军团保卫局检查科科长。黎川战斗后,他带领保卫干部搜出隐藏的宪兵、军官、特务,为红军进驻黎川城清除了隐患。1933年5月,红三军团组成东方军进入福建作战,收复洋口镇后,他一个连担负该镇城防与治安工作,清理户口,缉查漏网的反革命分子,训练情报员收集福州敌人的情报,还筹款30余万元,解决红军经济困难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,为保证中央机关安全突围,组建中央军委直属教导师,他任师特派员,负责调配审查干部,进行政治教育和安排生活供应等。

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,先后任红二十八军特派员、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锄奸科科长、一二O师政治部锄奸部代理部长等职。他率领工作团在汾阳扩兵,参与指挥击退日军的进攻,护送上万人次大学生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达延安,开展除奸、敌区情报和统战工作。

1938年5月,他率领武装工作队深入大同等地,发动群众,组织了近千人的游击队,摧毁敌伪区村政权,建立抗日政府,筹集军款20余万元。他多次深入汾阳、忻州、阳曲、岚县敌占区,争取敌伪人员,对敌情了如指掌。1944年夏,任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,主管全区反特斗争,成绩显著。

抗战胜利后,任雁门区、绥蒙区公安局长、区党委常委,组织领导绥远地区的反特斗争与保卫工作,其领导才能特别是情报工作才干,受到贺龙和边区公安局的好评。1948年9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。在平津战役中,他参与率领不足两万人的部队,负责钳制绥远10万国民党军,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、绥远军区政治部主任。他致力于对起义部队的团结改造工作。1950年11月,绥远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,他任兵团政治部主任。

1951年9月,二十三兵团奉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,担负机场的修建与后方警戒任务。他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,开展国际主义教育和劳动竞赛,提前完成了任务,受到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表扬。他被授予朝鲜自由独立二级勋章。二十三兵团回国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,任军政委。他狠抓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和战术、技术训练,组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,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。该军先后荣获军委炮兵颁发的“全国炮兵第一名”、军委装甲兵颁布的“坦克一颗卫星”的奖旗。

1958年10月10日,刘伯承、贺龙、陈毅、罗荣桓、聂荣臻、叶剑英6位元帅亲临视察,对六十九军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。1963年天津发生大水灾,他带领部队参加抢险,使几百万群众与工厂转危为安,得到天津市政府的奖励。1965年后,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,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兼生产建设兵团政委、党委书记,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。他在边疆工作10年,跑遍了天山南北,参与领导部队建设、保卫边疆和发展工农业生产。

1969年、1973年分别在中共九大、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1978年任军委装甲兵顾问。退居二线后,撰写了50万字的革命回忆录。

编辑:SN067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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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江西高院决定对乐平“5·24案”进行再审 新华社南昌4月28日电(记者 赖星)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7日 […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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